今天，我们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得到《严飞的社会学课》主理人严飞老师，来探讨一下零工经济这个全球性的现象。严飞老师主要通过全球范围内对平台经济的研究成果，帮我们来理解这种新型就业模式，同时探讨：零工经济究竟能不能有效缓解结构性失业。你应该还记得优步（Uber）吧？它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科技公司，成立于2009年，以其打车服务而闻名。用户只需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就可以呼叫附近的司机，实现快速便捷的出行。简单来说，它就像是美国版的滴滴出行。凌晨四点，芝加哥街头一位优步司机刚刚结束最后一单。他靠在方向盘上闭目养神，车里还残留着汽油味和冷气。他叫亚伯，一位曾经在餐厅打杂、在仓库搬货的年轻人。他之所以加入优步，是因为被广告中的承诺打动——“做自己的老板”“自由掌控时间”。但现实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美好：油费飞涨、车贷压身、订单算法难以预测，有些时候，他每小时的净收入甚至低于当地最低工资。他说：“自由？是的，我可以决定几点起床，但我也必须决定今天该不该吃一顿热饭。”亚伯的故事是更广泛的新兴经济现象的一个缩影。在全球范围内，以优步、滴滴、DoorDash等平台为代表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正在迅速发展。它不再依赖固定工时和合同关系，而是通过算法匹配人与任务，让每个人都能够弹性就业，按需工作，成为所谓的“微型企业家”，也因此被描绘成一场“工作革命”。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也面临着一个愈发棘手的问题：结构性失业。不同于周期性的经济低迷所造成的临时失业，结构性失业源于产业转型、技术进步、教育差距等因素，使得大批劳动力被长期边缘化。面对这样的困局，零工经济似乎提供了一种突破路径：它门槛低、上线快、形式灵活，似乎能够容纳那些没有被传统就业制度充分吸纳的人。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这些工作没有最低工资、没有社保、没有职业发展，甚至连雇主是谁都无法确认，那它们真的能被称为解决方案吗？在所谓自由与灵活的包装之下，是否隐藏着更加深层的不平等与剥削？在结构性失业日益凸显的今天，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通常被视为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新就业模式。它不要求学历背景、不设年龄门槛，也不需要面试或合同，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稳定的网络连接和一点干活的意愿，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上线、即刻接单。正因如此，在技术替代、产业转型、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不断冲击传统劳动市场的背景下，它似乎提供了一条替代路径。首先，零工经济的所谓低门槛，只是进入平台的门槛，而非获取体面收入的门槛。平台上的劳动任务往往高度标准化、重复性强，工人之间几乎毫无议价空间。比如，在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众包平台上，工人们为了争抢那些回报微薄的打字、分类任务，不得不设定半夜抢单的闹钟。而由于平台实施了算法评分制度，稍有延误就可能失去接活的资格。这种制度实际上将风险和成本完全外包给个体劳动者，工人既没有雇主，也没有保障，只有源源不断的订单压力。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优步司机亚伯，算法通过奖励机制、动态定价、行为预测等方式，引导甚至控制着他的劳动时间与强度。平台通过看似中立的技术手段，实质上构建了一套新型的制度性控制体系，使得工人在“自愿加班”中面对更大的压力。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算法不只是协调工具，更是一种管理技术，它将传统雇主的指令化为评分、补贴和数据排名，让工人以为自己是在自我管理，实则面临着算法的约束。此外，零工经济对社会保障体系也构成了挑战。有些平台工人是独立承包人而非正式员工，因此无法享受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工伤赔偿等基本福利。一些平台公司为了规避责任，甚至明确表示不承担任何培训义务或职业安全保障。最后，零工经济并不能触及结构性失业的根源问题。失业者之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主流劳动市场之外，往往是因为教育水平、技术素养、地区发展和生活保障等多重因素叠加。而零工经济并不提供这些能力提升和基础支持，它只是将大量原本无法就业的人，转移到了一个保障仍需健全的劳动市场。总的来看，零工经济确实吸纳了一部分就业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它提供的是一种过渡性的收入形式，而非长期、可持续的职业路径。更甚者，如果不加规制和制度补丁，零工经济很可能在吸纳旧问题的同时，制造出新的不平等与劳动困境。好，说完了零工经济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在这个系统里，谁会真正从中受益？最明显的受益者是平台本身。比如，以优步为代表的公司，在短短几年内依靠轻资产、重算法的商业模式实现了惊人的资本积累。它们不需为工人缴纳社保、不承担雇主责任、也不需要投资人力管理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了劳动者。平台依靠算法与补贴机制，吸引和控制劳动力，并从每一单中抽成获利。更重要的是，它们还通过构建所谓的“技术中立”“灵活自主”的话语体系，在道德和舆论上为自身正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平台经济不是去中介化，而是创造出一种看不见的新中介——它既是调度者，又是控制者，却从不承认自己是雇主。除了平台，部分具备技能、资本或社交资源的劳动者，也能在零工经济中获得相对优越的位置。那些拥有过硬的技术能力、有经济缓冲可以承受短期收入波动、有稳定的网络和设备支持，甚至还具备一定的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更可能成为零工经济中的领头羊。这类人往往来自中产阶层，他们拥抱零工经济，大多是为了摆脱朝九晚五的束缚，而不一定是为了生计本身。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零工经济则是退无可退的选择。在亚马逊的在线众包任务平台上，无数低收入群体做着高强度、低报酬的任务，甚至要在半夜设闹钟抢单。他们并不是不努力，甚至比许多白领零工更高效、更敬业。但是由于缺乏学历、资本和社会资源，他们很多时候处于平台算法底层的淘汰区。你看，这就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零工经济内部并非一个公平的竞技场，而是一个不断重构社会分层的空间。它不仅复制了原有的差异，还以更隐蔽、更个体化的方式固化这种差异。平台通过自由选择掩盖了结构性劣势，使劳动者在表面平等的市场竞争中承担不平等的后果。这种状况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众包打字工身上屡见不鲜：他们或许每天在城市中奔波十几个小时，却依然面临着生活的压力。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排除机制往往被“个体选择”“市场效率”的叙事所掩盖，使得人们容易将收入差距简单地归因为个人能力。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正是零工经济在制度设计上还缺乏对弱者的结构性支持，使得他们无法从这种新型就业中获得实质性改变。这也是各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零工经济创造了一批新的赢家——平台公司、技能中产、资本充足者，而将更多处于教育、技术和生活保障劣势的劳动者边缘化。在这套系统里，收益与风险、自由与控制，从来就不是对等分配的。针对零工经济中的劳动保障问题，其实近年来，各国政府也在探索监管措施。比如在中国，政府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明确要求平台公开算法规则、不得使用最严算法，要为劳动者提供职业伤害保障、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等等。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发布的文件，明确要求平台企业承担相应责任。虽然政策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些努力正在改善零工劳动者的处境。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地区也在推动立法，要求平台公司将零工劳动者认定为正式员工，提供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这些探索表明，零工经济的发展需要在灵活性和保障性之间找到平衡。可以说，零工经济确实为部分人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的失业压力。但从结构性失业的角度来看，它并非一剂根治良方。平台所宣称的自由与平等，往往掩盖了风险转嫁、保障缺失与阶层再生产的现实。在技术中介的外衣下，新的不平等正在悄然生长。如果你正考虑进入零工平台，也请务必认识到这不是一份退可守、进可攻的理想工作，而更像是高风险、无保护的临时方案。建议你衡量自身的经济缓冲、技能结构与发展规划，理性做出选择。<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4Z37gbOU4rpbcJ43od-DQ
![图片[1]-零工经济可以解决结构性失业吗？-AI Express News](https://www.aiexpress.news/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1215192500611-1765797900-9a4193a9bdd48d23b4d56a8beef50d8b.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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