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了盖·特立斯91 岁时(2023 年)出版的书《巴托比与我》,五味杂陈。
盖·特立斯在中国变得比较有名,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媒体在发扬非虚构写作文体,而盖·特立斯是这种文体的代表人物。他希望写得像菲茨杰拉德一样,让新闻报道记者也能够赢得小说家那样的地位。
1.
《巴托比与我》,这个书名就意味深长。书名里的巴托比出自美国大作家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
巴托比是华尔街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抄写员,一个小人物——正如特立斯反复讲的那样,小人物是他喜欢的写作对象,但巴托比也是一个有着自己奇怪坚持的人。当老板希望巴托比来做不是抄写工作的文件校对工作时,巴托比拒绝了。
它表明盖·特立斯的写作题材:他更关心奇特的、有自己故事的小人物。
同时我感觉,这其中也未尝没有盖·特立斯夫子自道的意思。
他提到了梅尔维尔的命运:【梅尔维尔的生涯自他三十岁前的两部畅销书而顺利开始…但此后他的十六本书都没有引起读者广泛关注。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他的书全都绝版并被遗忘了,包括他的最具抱负的长篇小说《白鲸记》…直至梅尔维尔百年诞辰的 1919 年,以及 1924 年他的遗作《水手比利·巴德》的成功出版,文学界的学者和读者才开始发现和欣赏他的早期作品,并认为他是美国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特立斯自己的写作命运呢?
2003 年,《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庆祝创刊 70 周年,特立斯的特稿名作《辛纳屈感冒了》被评选为杂志有史以来的最佳故事,并且重新发表。
特立斯说:【这次赞颂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的其他作品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赞扬或鼓励。在过去的十年间,有几个项目我没有选择好,当我把几近完成的文稿交出去的时候,编辑告诉我别再继续了,因为我的作品太神秘或太偏离,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
其中就包括他想写的中国女足运动员刘英的书。他从 1999 年 10 月开始采访,一直持续到 2002 年,之后又花了两年时间写成初稿,但结果是,“出版商都没有兴趣”。
或许特立斯也在期待,就像学者和读者重新发现了梅尔维尔那样,他们重新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辛苦工作。
2.
这本在 91 岁时出版的书其实很像是盖·特立斯的一本回忆录。尤其是前两个部分,基本是在写他的职业生涯。
特立斯在《纽约时报》工作时就沉迷于写小人物或边缘故事:1957 年为《纽约时报杂志》写了纽约大约 40 万只流浪猫的生活,接下来的两年还写了公交车司机、电话接线员、渡轮船长、算命先生、纹身师、婚姻中介、斗鸡承办人、橱窗里服装人体模型设计师;1959 年转入新闻部,继续写小人物:看门人、擦鞋匠、遛狗人、磨刀人、深夜清洁工、地铁售票员、服装店推销员、马车夫……
他说:【我不想写名人,因为我根据经验知道他们很少会尊重作者,他们赴约常常迟到 (如果最终还是来了),而且通常会坚持在采访的时候让他们的新闻代理人或律师坐在旁边,文章刊发前还要让他们先过目审查。】
这是盖·特立斯和有尊严的报刊杂志不能同意的。但这又是写名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实不只是名人,有时候普通人也有想控制写作者的欲望。特立斯说,他在 2006 年时开始采访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后台工作人员,希望写一本相关的书。但是后来歌剧院的总经理“决定不管我写了些什么首先要让他过目同意。”于是,又一个项目夭折了。
不过,好玩的是,特立斯的职业生涯倒是和写名人有很大关系。
1965 年,特立斯从《纽约时报》离职加入《时尚先生》(也就是 esquire)杂志。当时 esquire 的主编是传奇编辑哈罗德·海耶斯。
为杂志工作的好处是,可以有更多时间进行采访和写作,杂志也可以发表更长的文章。不过,杂志工作要求特立斯偶尔要采访名人。哈罗德·海耶斯就要求特立斯去写一篇当时全世界最有名的巨星弗兰克·辛纳屈的封面报道。
《巴托比与我》的第二部分,也是最大篇幅的部分,就是写特立斯去采访或者说争取采访辛纳屈的过程。
整个过程颇为曲折。过程中甚至 esquire 的传奇主编哈罗德·海耶斯还给辛纳屈的经纪人发了一封威胁的电报:【对于我们采访弗兰克·辛纳屈的要求,你的处理方式,我是很不高兴的。我真的认为我不应该让你为所欲为,我必须做一些记录并提出意见…我刚刚收到特立斯的确认,即我们与辛纳屈先生约时间的要求被否定了…】
即便如此,特立斯在洛杉矶等了将近一个月,仍然没有能够得到一对一采访辛纳屈的机会。不过,通过他的观察和周边采访,特立斯用了五星期的时间写成了后来被视为经典的《辛纳屈感冒了》。
然后,作为交换,特立斯可以去采访和写作当时《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克里夫顿·丹尼尔。他花了四个月时间来写这篇报道。
报道出炉后大受欢迎,受到鼓舞的特立斯继续写了《纽约时报》的其他人物。然后,在 1970 年他出版了一本写《纽约时报》的书《王国与权力》。
《王国与权力》大受欢迎,成为全国畅销书。这让特立斯辞掉了《时尚先生》的工作,开始专注于非虚构写作。之后,他写了黑手党题材的书《父辈的荣誉》,美国性解放运动的书《邻人之妻》,以及写他自己家族故事的《移民家世》。
再之后,就是特立斯的霉运时刻。从 1993 年开始,他要写的几个主题都不顺利,包括:写纽约一家餐馆如何运作的书(受奥威尔《巴里伦敦落魄记》的启发);一本跟民权运动标志性地点亚拉巴马塞尔玛镇有关的书;一本写自己婚姻的书;一本写中国女足运动员刘英的书;一本写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书。后来他在 2016 年出版的《偷窥者旅馆》也备受争议。
至于《巴托比与我》的第三部分,就是他在《偷窥者旅馆》之后感兴趣的一个主题:一个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纽约的内科医生,最后炸掉了自己买下来的联排别墅,因为他在离婚时不愿意搬走。
3.
特立斯为《时尚先生》杂志写的第一篇特稿,是关于《纽约时报》的讣告作者奥尔登·惠特曼的。
讣告作者通常“势利”。惠特曼会起草一份想要采访的名单,然后写信给他们,说服他们接受采访,用的说辞是:《纽约时报》希望为他们这样的名人“更新资料”,寻求他们对自己“生平的领悟和反映”。惠特曼绝口不提自己是讣告作者,报道只会在受访者去世后发表。
即便如此,有些大人物一眼就能识别出讣告作者的用意,而且也欣然接受。比如,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见到讣告作者就说:“我知道你来干什么,可我会尽力配合你。”
而且,虽然有些名人会拒绝,但也有更多的人希望让讣告作者去采访他们。但是,谁足够有名,符合名人标准,要由讣告作者来决定。
讣告作者说:“这项业务严格执行我们联系你,而不是你联系我们的原则…如果有任何人来电话建议说,某某人能够写成一篇很有趣的讣文,我可以去采访一下…那我定然拒绝与那样的人说话。任何在死前试图证明自己是永垂不朽的人,我拒绝与之说话。”
而对于特立斯而言,他的写作对象和信息来源,主要都是些小人物。包括他的名作《辛纳屈感冒了》,主要的受访者也都是辛纳屈身边的人。他写这部分的标题就是【在辛纳屈的影子里】。而且,岂止这些身边的人生活在辛纳屈的影子里,特立斯本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辛纳屈的影子里。
特立斯有点忧郁地写:“虽也有一些例外,但以讣文作者的眼光来看,这些小人物是没有新闻价值的。”
有追求的非虚构作者终其一生都想证明,自己的作品拥有除了写作对象的传奇之外的价值。但却经常不能如愿。即便是特立斯,也要苦涩地回忆,自己曾“在辛纳屈的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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