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巨头下场办学，给基础教育带来什么新空气？丨头条

作者丨陶小玮

新校长传媒系编辑

2026年1月23日，投资额达10.6亿元的杭州云谷学校二期工程破土动工。这也是继首期投资11.4亿元创校后，时隔八年的再次追加投入。当阿里创始人之一戴珊在奠基现场铲起第一铲新鲜泥土时，距离腾讯旗下明湾教育基金创办的明湾学校正式开学，仅过去四个月。

从杭州云谷、深圳明德、东莞清澜山，到深圳明湾，中国科技巨头正以惊人的深度与广度，介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链条人才培养。这不仅是商业资本的跨界试水，更是一场在国家战略牵引下，企业对“未来人才”定义权的自觉争夺。

中国科技巨头掀起一场

全链条人才培养浪潮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基本制度安排。虽然政策文本指向职业与高等教育，但其底层逻辑——让产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却为科技企业进入基础教育打开了想象空间。

正是在这一年，华为、阿里、腾讯、京东等头部企业，几乎同时开启了基础教育的布局。打开这些学校的区位图，一幅清晰的“创新地图”跃然纸上：

清澜山学校毗邻华为松山湖总部，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云谷学校位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紧邻阿里云总部、西湖大学，周边环绕之江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明湾学校落子深圳“企鹅岛”腾讯全球总部，与建设中的前海——“大湾区核心引擎”隔海相望；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紧邻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京东、大疆等世界500强与创新领军企业汇聚于此。

不难想象，孩子们从踏入校门的那一刻起，便融入了一个涵盖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生态。

这种深度参与，自然不止于基础教育。

2025年，由曹德旺发起、首期捐资100亿元创办的福耀科技大学亮相，定位“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由王树国校长领衔，聚焦攻克“卡脖子”技术；吉利控股集团斥资超百亿筹建七所大学，将卫星工厂、AI实验室变为课堂；宇树科技成立国内首个聚焦人形机器人的实体产业学院；小米产教融合基地落地成都；科大讯飞科学教育业务全国总部落地杭州……

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一场由企业深度参与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浪潮正澎湃而至。

企业办学给基础教育

带来什么新空气？

带着对“未来人才”的理解，科技巨头们将全新的资源观、科技观与组织运行观注入基础教育，在学校文化重塑、边界打破、教与学方式变革上，完成了一场“多元样本”的集体探索。

互联网“共创文化”成为学校基因

在杭州云谷学校，互联网公司的“共创文化”渗透进组织管理、课程设计、师生关系和评价体系的底层逻辑，成为驱动学校运转的“操作系统”。从共创三年发展规划，到各种共创会、头脑风暴会，共创不仅是方法论，更是文化基因：当每个教育参与者都成为“创变者”，创新便从组织内部自然涌现，形成生生不息的进化力量。

把产业“搬”进校园，打破学习围墙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联合腾讯、华为、大疆等18家本土头部企业共建智能制造空间、数字制造实验室，吸纳600余名行业领军人才及家长代表构建“双师型”产教协同育人机制，将产业前沿案例科学转化为课程资源，将产业痛点变成学生的课题，让课堂上的灵感乍现成为真实的落地项目。

以产业基因重塑创新人才培养全链条

清澜山学校将企业对“创新型人才”的核心诉求直接转化为育人目标，聚焦“清翔计划”、“澜途计划”，通过与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机构合作创办高研实验室，构建“企业—学校”的资源共生，形成激发潜能、包容试错、鼓励共创的文化生态，让学生在真实科研中历练成长。

把AI作为实现理想教育的杠杆

由陈一丹基金会、腾讯创办的明湾学校，把AI作为实现“理想教育”的杠杆，用AI放大课程的效能。基于“阅读、行走、研究、玩耍、公益和实习”六大六学科实践行动，通过与AI共同生长的课程实践，把学到的东西做出来、用出来，真正去解决问题，培养孩子成为能力渐进的三种角色：AI原住民、未知探险家、独特创造者。

坚定“难而正确”的教育探索

2015年，华为CFO孟晚舟与丈夫刘晓棕创办德普外国语学校。她说“过去是资本雇佣人才，未来是人才雇佣资本。”随后，德普用一场长达八年的“笨功夫”，攻克教育的那些难题。学校拒绝功利化短视办学，坚守教育本质，以长期主义打磨课程体系、沉淀校园文化，通过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扎实的实践，培养出“懂中国、懂世界”的人才。

让教育回归公共价值，在县域深处突围

作为传统制造业巨头，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创始人张士平去世后，其子张波不仅接过了实业的重担，更将股份捐入基金会，将企业收益持续反哺教育，先后创办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实验学校和邹平市渤海实验学校。办学实践中，魏桥教育集团探索“公益基金+集团化办学”模式，政府、企业、学校协同合作，通过资源整合和机制创新，为县中办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

用情怀托举希望，在困顿中坚守

太原致远实验学校，由山西百强企业“晋源铝业有限公司”的创办者投资兴建。这位深耕实业的民营企业家，自2015年接手一所濒临关闭的学校起，至今已累计投入近14亿元。在人口红利趋减的大背景下，他逆势启动三期200亩建设工程，将办学规模拓展至7000—8000人。

在当下的教育语境里，升学率始终是衡量学校的重要标尺。这位企业家坦言自己“不懂教育”，却用真金白银的投入和“20年不后悔”的承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他既希望学校能在升学竞争中站稳脚跟，又希望探索面向未来的教育。这份在纠结中前行的定力，或许正是本土企业家办学最真实的模样。

打破“酱缸”，

企业办学需要超越什么？

企业跨界办学，并非全都能如此顺畅。更多时候，一颗“想做点好事”的初心，一脚踩进“酱缸”后便步履维艰。

一个优质教育项目的落地，能吸引人才、带动周边、提升城市竞争力，地方政府其实比企业更想让它快速落地，愿望不可谓不迫切。然而企业要“快”，政府要“稳”，要兜底，要照顾到一条条红线，带来一个天然的矛盾存在。

因此，想要走通办学这条路，除了地方多一份对创新的包容，更需要企业多一份对规则的敬畏，在规则的区间里寻求创新超越。

超越“孤军奋战”，与区域生态共荣共生

办学是一个涉及人、管理、资源的复杂系统，单凭企业一己之力，很难在政策缝隙中开辟新路。那些成功突围的企业，无一不是学会了与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社区协同作战——他们正面回应地方核心诉求，将学校的成长嵌入区域发展的脉络，以扎根现实、顺势而为的协同智慧，让教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有机组成，将企业办学的“小动作”融入国家战略的“大动作”。

超越私有观念，从“我的学校”到“我们的学校”

企业办学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将学校视为“自己的产业”，习惯性地把商业逻辑带入教育。而真正的超越，是从“商业项目”转向“社会资产”，从“老板拍板”转向“专业主导”。

清澜山学校提供了一个样本：创校之前，任正非明确提出“华为专注通信，教育由专业人士来做”，这种“出钱不出力、建校不干政”的定力，让学校远离了企业意志的干扰。

当企业家学会“放手”，产业最前沿的视野、真实问题的案例、创新的文化基因就自然而然转化为日常的课程资源——产业思维没有替代教育，而是成为了教育的养分。

超越短期回报，从KPI逻辑走向长期主义

企业办学往往不自觉追求“速效”——希望快速看到升学率提升、特色课程出成果，以证明办学的“成功”。但教育的本质是慢变量，人的成长无法用KPI完全衡量。需要超越企业惯有的效率优先逻辑，从追求“短期可见的回报”转向“对长期人的塑造”的耐心投入，允许学生在试错中成长，允许教师在沉淀中突破，真正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规律内化到办学评价体系中。

超越“绕道走”，直面教育核心难题

企业跨界办学，面对教育这个更复杂的系统时，常常忘记“商业要快，教育要慢”。遇到核心难题容易绕道走——课程体系如何构建？师资队伍如何培养？评价改革如何突破？这些教育的“硬骨头”是绕不开的必答题。那些选择“绕道走”的学校，往往在热闹几年后陷入平庸；而那些选择“啃硬骨头”的学校，虽然起步艰难，却能在时间中沉淀出真正的价值。

学校本质上是社会契约，家长基于信任把孩子送来。用做项目的逻辑去做需要深耕的事业，动作必然变形。教育不是项目，是生态；不是工程，是生长。

企业跨界办学，是时代赋予的一场珍贵实验。有的在这片海域游成激活生态的“鲶鱼”——它们带来新的资源、新的理念、新的机制，搅动原本板结的教育生态；有的则在探索中触碰到了教育的“暗礁”，在政策缝隙、认知困顿与体制约束中举步维艰。

这条路能否行得通，关键不在资金与技术，而在于能否完成这三重超越——在理想与现实、商业与公益、效率与沉淀之间，找到那条难而正确的路。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C8G5e3ax4ieseW932UI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