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体本体论的困境：对“终极答案”的迷恋

在传统哲学中，各种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构建“本体论”的尝试，往往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持“物质本体论”等观点的学者，潜意识里认为哲学体系必须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第一因”或“终极实体”，就如同一个系统必须有一个“总开关”。这个终极实体可以被命名为“物质”、“精神”、“上帝”或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一旦缺少这个基石，他们便会陷入一种理论上的“失怙焦虑”，仿佛哲学大厦将顷刻崩塌。

然而，这种思维的根本问题在于，它错误地将孤立的“实体”置于动态的“关系”之上。他们未能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从来不是去寻找某个固定的、先于一切的实体（无论是“物质”还是被实体化的“实践”本身），而是聚焦于“人”与“世界”之间那种“相互构成、相互生成”的动态关系。在这种关系出现之前，并不存在一个预先定义完备的“人”，也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等待被认识的“世界”。

这就像“师生关系”：在没有教学活动发生之前，“老师”和“学生”的身份是无从谈起的。同样，没有“买卖行为”所构建的关系，“商品”和“消费者”的属性也无法成立。试图将“实践”这个本质上是关系性、活动性的范畴，硬塞进“实体”的僵硬模子里，恰恰暴露了传统思维难以接纳一个“无终极实体”的哲学系统。他们必须为理论找到一个看似坚固的“根据”，才能安心。

二、关系优先：我们如何真正理解世界？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需要建立“关系优先于实体”的认知。我们语言中的任何“事物”、“名词”或“概念”，其本质都是特定条件下“关系的集合”，而非孤立“实体”的简单加总。

一个直观的例子是“苹果”。我们对“苹果”的认知，是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多种感官关系叠加的产物。而其中的“红色”本身，也是关系的产物：它需要在与“绿色”、“蓝色”等颜色的差异对比中确立自身；更进一步，这种颜色感知关系，还依赖于“人眼的视觉结构”和“特定波长的光线”等条件。缺一不可。

这种“关系逻辑”不仅适用于日常生活，甚至在量子力学中也能找到对应。我们描述光时用“波粒二象性”，但“波”和“粒子”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实体，它们是光在不同观测关系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相”：当光与双缝实验装置发生关系时，它呈现波的“干涉”属性；当光与光电效应探测器发生关系时，它则呈现粒子的“撞击”属性。同样，量子理论中的“时空”、“场”等数学概念，也并非对“终极实体”的描述，而是对“量子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简化模型。

从宏观认知到微观世界，我们从未真正找到过那个可以脱离关系而“独立自在的实体”。一切所谓的“事物”，都是复杂关系网络暂时稳定的节点。

三、哲学的演进：从“寻找绝对确定”到“拥抱流动生成”

回顾哲学史，无论是古代的泰勒斯（水本源）、柏拉图（理念论），还是近代的笛卡尔（我思）、黑格尔（绝对精神），其核心努力都在于为世界寻找一个“不变的根基”或“绝对的确定性”。他们都将某种超验的实体或精神奉为圭臬，但最终，这些体系都成为了哲学自身演进过程中的“中间环节”。

近代的分析哲学试图通过精细的“语言逻辑分析”来抓住确定性，但这在某种程度上重蹈了覆辙，它依然在追求“概念的绝对精确”，而忽略了概念本身是历史性、社会性的“流动的关系产物”。

直到马克思，才真正打破了这种“寻找绝对确定”的思维定式。他发现，所有的概念、观念都是在历史中“流动的”，而推动这种流动的根本动力，恰恰来自“人”自身。

那么，“人”为何能成为这种流动世界中相对“确定的锚点”？关键在于人具有“辩证否定”的永恒能力。这里的“否定”并非简单的“说不对”，而是“扬弃”，即发现旧概念的局限，并在新情境中用更丰富、更具体的新概念来包含和超越它。就像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通过不断追问“正义是什么”，促使对话者对“正义”的理解从“欠债还钱”这种简单规则，逐步扩展到包含社会伦理的复杂范畴。概念正是在这种辩证否定中，从贫瘠走向丰富，从抽象走向具体。

黑格尔将辩证否定的终极动力归于神秘的“绝对精神”。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是人，不是神。再深邃的思维，也是“人”的思维。概念的生成、文本的创造，其决定性力量是“人的感性活动”。人会基于自身真实的感性需求（如对安全、幸福、发展的渴望），在流动的世界中捕捉“暂时的稳定”，从而创造出服务于这些需求的概念和理论。

最终，马克思将“世界的根源”锚定在“感性”之上，而“感性的具体体现”就是“实践”。人通过实践，不断地调整与世界的关系（例如通过劳动改进工具，通过学习更新认知）。于是，“物质”（实践的对象和基础）、“精神”（实践的产物和指导）、“感性”（实践的动力和尺度）、“实践”本身（连接物质与精神的桥梁）以及“历史”（实践的展开维度），这些范畴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实体，而是从不同角度对“人与世界动态关系”的描述，最终都汇聚于“具体的、历史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