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教育部提“未来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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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

高等教育的数字化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专业的能力建设工程。AI 可提供新生产要素,但并未提供“捷径”,且不能改变教学改革需长期渐进的性质。对中国高等教育,敢于直面改革的复杂性与长期性,才是理性地迈进 AI 时代的第一步。

本栏目推出系列文章,借鉴海内外经验,逐一分析 AI 时代教育数智化需要长期构建的底层基建。

  1. 组织建设:教学与技术中心(CTLT)与学习工程师

  2. 软件基础:以LMS学习管理系统为中心的数字化基座

  3. 教与学:高校学习与教学文化建设

  4. 学习环境:未来学习中心与未来课堂

  5. 课程开发:AI 赋能下的数智化课程开发与教学

本文为系列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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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3]-为什么教育部提“未来学习中心”?-AI Express News

拉斐尔名作《雅典学院》,呈现伟大的智识往往不产生于单向度的讲坛,而产生于对话与辩论中的思想碰撞。真正的教育场域,应该是一个能激发探索欲与对话交流的剧场。

 

撰文|Yajie

责编|陈沫、康宸玮

 

中国漫长的教育叙事里,流传着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的学习意象,塑造一种“艰苦匮乏的环境更利于成才”的认知误区。习惯将学习与“苦行”绑定,却忽视了学习与教育从不只为了磨练意志。学习是一个动态系统,需要与所处环境、未来世界不断变化的需求相适配。

 

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生产生活的世界,早已不再奖励“平庸的执行者”,学生面对的未来也不再需要单一知识的积累和输出,真正的制胜力是拥有高能动性(high agency)、创造力、判断力,以及面对快速变化世界的适应力和韧性,还有与人合作、与机协作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每一个学习环境皆反映它所处的文化境脉(contexts)。学习空间实质是一种文化的具象化。《人是如何学习的 II》一书中已揭示,桌椅的摆放、墙上张贴的材料以及可供使用和参考的资源,都在塑造学习者的行为和价值观。

 

传统教室排座森严、高台训话的布局,反映的是工业化教育的“知识灌输”和“哺育式课堂文化”,而随着教育数智化变革的迫切,旧有的教学模式与僵化的学习环境,显然已经难以承载新世界的重量。

 

这也是为什么教育部提出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的理念开端。自 2021 年教育部首提建设未来学习中心,2025 年发布的《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再次明确:要建设一批兴趣驱动、能力导向、泛在智能、多模态响应于一体的未来学习中心,重构适应数智时代的学习生态。

 

如果今天的教育目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6 年的预言:“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过时的文化脚本和空间设计,去排演面向未来的教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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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即教育:

四个理论基础

 

斥巨资、大刀阔斧地对教室进行硬件改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学习的发生?仅仅通过重组桌椅、引入数字化终端,是否就能真正唤醒学习的主动性,进而驱动学习行为的实质转变?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全球诸多教育实践正在逐步证实,以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效果远不及让学生在一个支持性的学习社区中,主动参与、合作互动、反思探究的教学模式有效(Hod, 2017)。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布的一篇实证研究也提供了数据支撑:相较于传统教室,“主动学习”教室内的学生,同课程平均考试成绩提升了6%(Freeman, 2014)

 

学习科学的持续演进,为未来学习中心提供了理论的土壤:

 

首先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学习者主体性的确认。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知识并非被动接受的“外部信息”,而是学习者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主动建构的产物(Piaget, 1970)。这意味着,未来的学习空间应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知识讲授”为主的单向布局,转而提供支持自主探究、情境模拟、实践操作的多元场景。在这里,空间是学生认知发展的“脚手架”,支撑他们从被动接受信息,到主动构建知识。

 

其次是社会文化学习理论,重塑学习的互动本质。维果茨基(1978)很早就指出,人类独特的高层次心智活动,都是从社会与文化的情景中产生的。学习不仅是个体的认知过程,更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离不开与他人、社群的互动与协作。

 

教育学家拉夫和温格(Lave & Wenger, 1991)的“情境学习”理论则更进一步,认为学习更多是融入社会共同体、参与具体实践获得。这一理论精准适配了未来社会对“合作能力”的要求。也因此,未来学习中心需要摆脱孤岛式学习,通过环形协作教室、圆桌式的布局,创造一个适于开放交流的空间,促进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和知识共创。

 

再者是联通主义对数字和物理边界的消融。联通主义的核心逻辑可概括为:学习即连接(Siemens, 2005)——“知识存在于网络之中,学习即建立连接的过程”。尤其 AI 时代,学习者的关键能力从“储存”转向了“定位知识、建立连接、整合资源”。

 

这就要求学习空间必须打破物理与数字的边界、学科与群体的壁垒,搭建能够促进人与人、人与资源、虚拟与物理空间多维连接的生态体系。跨学科协作空间、数字资源平台、云端协作工具的融合,未来学习中心应当是一个高连通性的知识枢纽。

 

最后是分布式认知理论对学习过程的拓展。传统认知理论将认知视为个体大脑内的独立活动,而分布式认知理论(Salomon, 1993; Pea, 1993)则指出:认知过程实质上分布在个体、工具(技术设备、资源库)、环境(空间布局、氛围)和他人(同伴、教师)构成的社会系统之中。

 

简言之,工具是认知的延伸,环境是思维的容器。未来学习中心的核心价值,正是为学习行为的发生构建一个强大的外部认知支架,帮助学习者分担认知负荷,让他们将宝贵的脑力资源投入更高阶的创造与判断,进而锻造更强韧的适应力和创造力。

 

学者莫纳汉 (2002) 曾指出,学习空间是教育哲学的落地。

 

空间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可供性”(Affordance)——它以无声的设计在提醒使用者:在这里,什么行为是被允许的,什么是不被鼓励的。教室的布局设计、家具摆放、光线设置和技术设施,都隐含了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和权力关系。

 

未来社会的真正挑战,并非高效的执行力,反而要求人才在面对开放性问题时,拥有勇于打破规则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如果说传统教室的空间隐喻是聆听和顺从,那么,未来学习空间的设计内核,是平等、开放与探索

 

建设未来学习空间,即是对学生的学习体验与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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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教育叙事:

南洋理工大学的激进实践

 

过去数十年的教育研究已经反复验证:灌输式教学法的式微是时代必然。重构学习空间已经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时代指令。

 

然而,实践中却常常出现一种尴尬:高校建起了最现代化的研讨室、配备了最先进的智能设备,但这些耗资不菲的空间似乎难以对学习效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大多沦为装修更豪华的“自习室”。

 

如何避免陷入这种形式主义的误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实践探索,或许能提供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样本。其课改成功推行的基石,正是学习中心的改造与重建。

 

始建于 1981 年的南洋理工大学,过去十年间的世界排名近乎一路攀升,2026 年 QS 排名跃至世界第 12,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年轻大学(建校 50 年以下)排名则位居第 1 ,也是世界百强大学中最年轻的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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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变动趋势。可看到,2015 年(The Hive 学习中心建成)之后排名有明显的爬升。

 

变革的起步正发生在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20 世纪 90 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昔日繁荣的经济体纷纷陷入困境。为破局危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发布《产业 21 计划》("Industry 21"),认为唯有转向知识经济与大力发展人力资本,才能找到未来十年的生路。

 

新加坡的教育改革,一方面是回应彼时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迫切;另一方面,2004 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显龙提出了“少教多学”(Teach Less, Learn More)的教育改革理念,要求课堂转换为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供更具弹性的发挥空间,强化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培养“主动学习”的精神。在此理念指引下,诸多学校都开始逐步缩减校本课程,丰富课程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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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育部学校司原副司长颜振发,分享《少教多学的启动与落实——新加坡的经验》,其中关于学习投入程度的PETALS框架。

 

南洋理工大学可能是其中最激进的。

 

1. “翻转课堂”

 

不同于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的理念,NTU 的教学具有更鲜明的实用主义导向,注重学生的专业精深及产业实践能力。NTU 很早就大胆推进基于数据分析支持的翻转学习,全面推行“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

 

据 NTU 教授洪化清介绍,自教学革命以来,学校许多课程的课堂教学时间压缩至原来的 1/10,意味着传统课堂中 90% 的时间都被释放了出来,交还给学生。

 

这种解放的前提,是基于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与团队导向式学习法(Team-Based Learning),倡导学生开展更多的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课前就通过数字平台和在线资源完成基础知识和指定教材的学习,之后小组协作开展深层次讨论,直接带着问题进入课堂,教师再根据学习进度及时调整课堂内容和学习过程——推崇“参与、互动及自我主导”的学习理念。

 

NTU 时任校长苏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曾点明这一教学改革的意义:“通过翻转教室的概念,学生能自由规划学习时间,课堂变成更高效的讨论与知识应用。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提问的能力、协作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2. 面向未来教育的设计

 

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无疑对学习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5 年起, NTU 以近亿新元的投入,打造了“创意之室”(The Hive, 2015 年建成)与“创意之坊”(The Arc, 2018 年启用)两大学习中心,以空间的重构适配教学模式的革新,实现了教育理念与物质场景的深度融合。

 

The Hive(意为“蜂巢”)的建筑设计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它的设计灵感和理念恰如其名,源自一个略显浪漫主义的设定:学生如同工蜂,课前在网上采集花粉(知识点),课上回到蜂巢,通过协作酿出蜂蜜(高阶智慧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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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The Hive(创意之室)学习中心。由于独特的层层叠叠造型,也常被学生称为“小笼包”。(来源:Heatherwick Studio

 

没有明显的正后门,设计师 Heatherwick 将建筑分成 12 个锥形圆塔,每个塔楼里对应一间椭圆形的智慧教室。从平面图看,教室如同花瓣般从中庭向外延展。这种无棱角又相互连通的空间语法,彻底打破传统教育中长廊和封闭教室形成的“学习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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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ve 的截面设计图。(来源:Heatherwick Studio

 

The Hive 的新一代教室形态统统摈弃了传统教室的“排排座”布局,取而代之是 50 余间环形无讲台教室。

 

有研究显示,更平等的布局能削弱教学权力中的距离感,使学生主动提问频率提升 50%,师生互动的深度与针对性显著增强;而灵活模块化的组合桌椅可以提升 30% 以上的小组讨论完成效率(Ballegeer, 2019)

 

The Hive 的教室采用岛型围绕布局,墙面全部配有可书写白板、多个液晶屏幕、嵌入式投屏设备,全面覆盖无线互联网。

 

教室内的桌椅均可自由移动、拆分组合,这种灵活性尤其适合分组讨论、项目式学习,实现从“教”转向“学”为中心的课堂模式。

 

通过“5 连”(连电、连网、连展示屏、连麦克风、连摄像头)让信息传递更加高效,支持交互式混合学习的未来教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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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ve(创意之室)里的智慧教室,课堂内基本以讨论式学习、项目式学习、体验式教学及全面数字化教学为主。(来源:NTU 官方网站)

 

教师的角色由主导者变成了引导者(faciliator),可随时站在教室任意位置引导讨论,学生则可以轻松自由与同伴交流,激发思维的碰撞和主动学习力。这种设计也从物理层面消解了教师的唯一权威性,把空间的主导权交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身处其中享有安全感、归属感和掌控感。

 

The Arc(意为“天穹”)则是进一步把智慧校园的构想和跨学科协作推向新的技术维度。不仅延续 The Hive 智慧教室的灵活布局,更强化“无边界学习” 的理念——不同于 The Hive 以中庭为核心的向心布局,The Arc 是以一条中央步行道(The Street)为轴线贯穿,将各个学习舱与协作空间横向串联,实现了空间的线性连通与功能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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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The Arc 学习中心。(来源:DCA Architects Pte Ltd and Richard Kirk Architect)

 

苏雷什校长在为 The Arc 揭幕时表示,“The Arc 的设计初衷不仅是为了学习,更是为了给跨学科的互通、交流创造机会。数字时代,职场对人才跨学科能力与协作能力的需求,日益迫切。”

 

The Arc 的设计团队 KIRK 强调,通过配备数智化设备和灵活集群座椅的 56 间智慧教室,以及多个项目研讨室,力图打造开放的学习环境,支持讲授、研讨、实验合作等多种学习形式,从物理空间上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也能够自由交流、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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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 学习中心的创客空间。(来源:NTU 官网

 

3. 教室之外

 

真正的学习,从来不止于教室之内。The Hive 每层都设置了弧形露台,多数露台都摆放了桌椅,将学习设施和社交空间有机结合,成为鼓励师生、生生之间社交、研讨、互动的聚集地,将学习场景从教室延伸至了公共空间。

 

教育研究领域对此早有共识,未来学校的一种理想形态,应该是一个易于交流互动、兼具开放性与多元性的“学习社区”。让学生能够在高频的社交互动中激发好奇心与创造力,也在真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培养批判思维、协作互助能力与人文关怀素养。

 

The Arc 在 13 间项目研讨室、1 间 108 座阶梯教室之外,另设学生中心、休闲区、校园咖啡厅及工坊空间,全方位支撑不同的学习需求。校园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成为一个激发社交和协作的场域。

 

正如 Steelcase Learning 的首席室内设计师所述,驱动主动学习发生需要的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学习空间,“在学校获得归属感的学生,往往更容易产生参与感、价值感,进而更有动力投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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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 学习中心中不同形态的交流协作空间。(来源:NTU 官网)

 

除了两大核心学习中心,NTU 图书馆的转型重构,也是 NTU 泛在学习社区构建的重要组成。

 

为了配合教育转型,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自我打破与重构:打破“藏书”(资源仓库)与“学习”(知识建构)的传统割裂,构建“资源-空间-服务”三位一体的混合式学习中心。

 

NTU 图书馆馆长阮阳解释道,面对技术冲击带来的挑战,图书馆必须跳出资源储存和“自习室”的单一功能,迈出转变为知识建构的能力引擎的一大跨步。

 

为此,NTU 图书馆对自己的定义是大学科研的“加速器”。在数字化转型与科研支持层面,它搭建 DR-NTU 机构知识库,不仅对学校教研成果进行电子存档,更通过义务性的开放获取协议(Voluntary Open Access Agreements),确保校内每一份智慧成果都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高可见度和引用率;同时提供研究数据管理服务(RDM),在整个研究生命周期中支持研究和学术传播,为研究者搭建专业的数字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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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 图书馆的“前哨” Outpost counter at Hive,可随时检索数字资源。(来源:Wikipedia)

 

图书馆员的职责也随之发生转变,其一便是通过系列工作坊推进信息素养教育——为特定学科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包括文献计量分析、引文导航和版权咨询;他们教给学生的也不再是简单的书目与电子资源检索方法,而是批判性思维、学术诚信、数据分析能力,以及如何利用 AI 工具进行主动的知识建构。正如 NTU 图书馆的自我定位,“我们不只提供资源,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

 

在资源整合方面,图书馆建立了“OneSearch”统一检索系统,整合了超 1500 万册电子图书、25 万种期刊、500 余个数据库与实体藏书,学生通过校园账号即可实现“线上检索-线下借阅-远程访问”的无缝衔接,促发泛在学习的可能。

 

在物理空间设计上,NTU 图书馆也摆脱了传统静默的“自习空间”的刻板印象,根据不同的学习需求创建了多样态的学习空间,整体采用“开放空间 + 专属分区”的布局模式,实现“动静分离”:

 

既有满足日常自主学习、轻量讨论等基础需求的开放公共空间,也有为深度研究、沉浸式学习提供无干扰环境的专属静音区;既有兼具协作研讨与视觉媒体资源查阅功能的音视频舱,也有适配不同规格研讨会的多形态研讨间;甚至还有专业的展览、活动举办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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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 图书馆“静思空间”的一处读书角(nook)。(来源:NTU 图书馆官网)

 

值得一提的是,阮阳馆长特别在采访中提及馆内打造的 Hygge 静思空间,是“空间治愈”理念的完美实现。在充分的安全感与舒适感的包裹中,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提升。

 

Hygge 以柔和昏暗的灯光、舒适的豆袋沙发为主体元素,同时辅以心理健康、自我关怀等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个沉浸的反思、沉思与精神放松空间。这样的设计打破了传统图书馆单一学习场所的冷峻感,以更可感的人文温度,让图书馆成为了许多学生偏爱的减压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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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核心

教学驱动,技术推动

 

多篇关于未来学习中心的研究 (Radcliffe, 2009; Hod, 2017) 都犀利地指出,全球范围内许多教育空间改造,往往难以对学习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症结在于:多数项目陷入了“技术驱动”或“设计驱动”的误区,一味追求昂贵的设备、先进好看的建筑,却轻视了“教学驱动”的价值,忽视了教育理念与教学法的深层变革,而这恰恰是空间改造能否见效的关键。

 

要让未来学习中心的育人逻辑得以实现,离不开一套成熟的学习管理系统(LMS)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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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技术与空间三者之间的有机关系。(来源Radcliffe, 2009)

 

回顾 NTU 在教学空间上的革新不难发现,NTU 的实践之所以能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陷阱,让智慧教育的改革行之有效,主要因为就在于:它并非单纯改造教学环境的物理外壳,而是依托一套严密的教学数据分析、管理及评估系统,完成了教育内核的重塑——以教学驱动为核心,以技术系统推动为支撑,以教育理念引领为根本。

 

洪化清教授在相关研究中提及:除了顶层设计方面实现教育理念的全面革新,2014 年 NTU 投资 3000 万新元建立 “学习研究与发展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Learning)。

 

中心近乎扮演着教学变革“大脑”的角色。依托教育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教学数据采集、学习分析技术等手段精准评估翻转课堂的有效性。这种从“学习的科学”到“科学地学习”的转变,确保了每一处空间的改造、每一项技术的引入,都有据可依,而非盲目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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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的科学”到“科学地学习”。综合心理学、神经科学、教育学和信息科技,构建和阐释学习的科学理论。以多视角开展交叉领域研究,在学习科学领域创造跨学科成果,推进教改。来源:洪化清,2019)

 

洪化清还特别强调,如果没有集成软件系统的底层支持,翻转课堂的变革将流于形式。NTU 为此打造了一套完善的在线集成学习系统,包括学习软件 iLecture、学习活动管理系统 iLAMS 以及学习成长档案袋 iFolio。

 

iLecture 保证了学生学习的全天候全时段可行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获取电子书、教学材料、学术资源等等,在课前就独立完成基础知识的前置学习;iLAMS 则是学习任务和学习活动的认领和分配中心,同时可以针对性给出学习效果的过程性评价;iFolio 作为为学生成长开发的档案程序,主要是详细跟踪和记录学生的学习情况,给到每个学生精准的学情画像。

 

这一数字矩阵的合力,都让“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想从口号走向现实,去标准化、定制化、个性化(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标不再是凭空想象。

 

NTU 的实践告诉我们,未来学习中心的终极指向,并非打造一个更先进的教室、完美的空间,而是传递一种让学习随时随地发生、让能力全面生长的教育理念,构建一整套以空间为媒介,融合技术、理论与实践,支撑人实现终身学习与核心能力发展的生态体系。

 

它打破了教与学局限于教室的固有认知,摒弃了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对大规模、标准化知识传输的单一要求,让校园每一个角落都成为激发学习的场域。

 

它同时打破了学习的物理边界和阶段性学习的局限,通过数字技术和虚拟空间让知识资源无处不在,从时空角度将学习生命延展开来,教会学习者如何学习,支撑他们实现终身学习的最终目标,也回应“为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的教育命题。图片

 

 

参 考

文 献

 

  • Ballegeer, Bryan. “The Impact of Furniture within Learning Spaces.” KI Insights, 11 Feb. 2019, https://www.ki.com/insights/blog/the-impact-of-furniture-within-learning-spaces/. Eberle, Julia, Yifat Hod, and Frank Fischer. “Future Learning Spaces for Learning Communities: Perspectives from the Learning Sci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vol. 50, no. 6, 2019, pp. 3025–3032.

  • Ellis, Ruth A., and Peter Goodyear. “Models of Learning Space: Integrating Research on Space, Place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4, no. 2, 2016, pp. 149–191.

  • Heatherwick Studio. The Hive at NTU: Design and Concept Report. 2015.

    Hod, Yifat. “Future Learning Spaces in Schools: Concepts and Designs from the Learning Sciences.” Journal of Formative Design in Learning, vol. 1, no. 2, 2017, pp. 99–109.

  • Hod, Yifat, et al. “Future Learning Spaces: Exploring Perspectives from LINKS Research.” Learning in a Networked Society, edited by Yifat Kali et al.,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19, pp. 201–220.

  • Lam, Eva W. M., D. W. M. Chan, and I. Wong. “The Architecture of Built Pedagogy for Active Learning—A Case Study of a University Campus in Hong Kong.” Buildings, vol. 9, no. 11, 2019, p. 230.

  • Lave, Jean, and Etienne Wenger.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onahan, T. “Flexible Space & Built Pedagogy: Emerging IT Embodiments.” Inventio, vol. 4, no. 1, 2002, pp. 1–19.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The Arc Sets Sail as a New Flagship Building of the NTU Smart Campus. 21 Feb. 2018, https://www.ntu.edu.sg/docs/default-source/corporate-ntu/media-hub/0491-the-arc-sets-sail-as-a-new-flagship-building-of-the-ntu-smart-campus/stonline_180221_ntu-learning-hub.pdf?sfvrsn=c6c9a334_2.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Media Release: The Arc Sets Sail as a New Flagship Building of the NTU Smart Campus. 21 Feb. 2018, https://www.ntu.edu.sg/docs/default-source/corporate-ntu/media-hub/0491-the-arc-sets-sail-as-a-new-flagship-building-of-the-ntu-smart-campus/media-release--the-arc-sets-sail-as-a-new-flagship-building-of-the-ntu-smart-campus.pdf?sfvrsn=60cacfa4_2.

  • NTU Library. NTU Library.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ttps://www.ntu.edu.sg/library.

  • Pea, Roy D. “Practices of Distributed Intelligence and Designs for Education.”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edited by Gavriel Salom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7–87.

  • Piaget, Jean. Genetic Epistem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 Radcliffe, D. “A Pedagogy-Space-Technology (PST)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and Evaluating Learning Places.” Next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s, edited by Peter Jamieson et al., Springer, 2009, pp. 10–16.

  • Rook, Mara M., Kyunghwa Choi, and Stephen P. McDonald. “Learning Theory Expertise in the Design of Learning Spaces: Who Needs a Seat at the Table?” Journal of Learning Spaces, vol. 4, no. 1, 2015, pp. 1–13.

  • Salomon, Gavriel, editor.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iemens, George. “Connectivism: A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Distance Learning, vol. 2, no. 1, 2005, pp. 3–10.

  • Tan, Sharon. More Than Spaces: The Human Side of Teaching with Technology.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3.

  • Vygotsky, Lev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洪化清. “信息技术赋能 实现教与学的翻转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教与学变革.” 中国大学教学, no. 12, 2019, pp. 44–48.

  • 科拉·巴格利·马雷特, 等编著. 人是如何学习的 II:学习者、语境与文化. 裴新宁, 王美,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李葆萍, 杨博. 未来学校学习空间.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2.

  • 李小祖逸. “Sam Altman:学科知识在贬值,学校应该教什么?” 微信公众号, 2 Feb. 2026, https://mp.weixin.qq.com/s/Wi-p5oSILln9sKMwQNTxKw.

  • 马东影. “基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本科教育改革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案例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 no. 9, 2023, pp. 40–50.

  •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讲座纪实 | 洪化清:从少教多学到智慧教育——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加坡答案.” 上海外国语大学, 8 Jan. 2026, https://saggas.shisu.edu.cn/ArticleDetail/ArticleDetail?ArticleId=8fb3669d-8660-4c55-a1e6-dfe49fafca60.

  • 王焕芝. “新加坡构建亚洲高等教育枢纽的路径与挑战.” 比较教育研究, no. 7, 2017, pp. 3–11.

  • 王宇, 孙鹏. “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逻辑起点、时代机遇与探索路径.” 大学图书馆学报, no. 4, 2022, pp. 20–28.

  • 吴春萌, 林慧君. “新质生产力下全息技术促进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未来学习:新维度、新场景、新空间.” 对外经贸, no. 10, 2025, pp. 150–155.

  • 吴金栋. “新加坡高校智慧教育发展路径研究及启示 —— 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大学教育, no. 10, 2020, pp. 1–5.

  • 杨峰, 张雪蕾, 李娟. “未来学习中心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启迪与思考.” 图书馆杂志, no. 7, 2023, pp. 11–18.

  • 朱永新. 未来学习中心.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6.

  • 朱永新, 王鹏飞. “未来学习中心构建的价值意蕴与路径.” 学术前沿, no. 18, 2023, pp. 5–13.

 

往 期

阅 读

 

 
教学与技术中心 (CTLT) 与学习工程师——谈教育数智化的人才基础
 
为什么LMS才是AI时代高校的真正刚需?
 
该给大学生们“断奶”了:谈哺育式教学文化的落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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