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年初，杭州“六小龙”腾空而起，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武汉创业生态的苍白；年尾，Manus从悄然迁往新加坡到被Meta收入囊中，像一记闷棍，敲碎了我们最后的遮羞布。

从“别人的孩子”一飞冲天，到“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这一年，我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反复拉扯，终于不得不痛定思痛：我们必须进行四场深刻的集体反思。

一、年初的刺痛：当“六小龙”成为照妖镜

2025年春节刚过，深度求索、宇树科技、游戏科学这些名字火遍全国。媒体铺天盖地地渲染“杭州六小龙”神话时，我正在武汉某区参加一场“对标杭州”的创业政策研讨会。台上领导慷慨激昂：“杭州有六小龙，武汉要有九头鸟！”台下掌声雷动，我却如坐针毡。

这不是第一次“对标”了。每当外部有标杆崛起，我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出台文件、划拨资金、搞几场声势浩大的对接会。可热闹过后呢？文件成了档案室的尘埃，资金撒了胡椒面，对接会变成走过场。“六小龙”的腾空，不是让我们自卑的，是让我们清醒的——它照出了武汉创业生态的第一道裂痕：我们的教育，正在批量生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杭州六小龙的创始人，几乎都是在真实场景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深度求索的梁文锋，是浙大实验室里真刀真枪做科研的博士生；宇树科技的王兴兴，是在机器人赛道上十年磨一剑的偏执狂。他们的成功，背后是浙江高校“产学研零距离转化”的硬核支撑——上午实验室的成果，下午就能产品化。

反观武汉，我们的高校在干什么？在拼论文数量、在争项目经费、在应付教学评估。我辅导过的一个华科团队，拥有国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可他们的导师更关心的是“这篇论文能发SCI几区”，而不是“这个技术能不能解决东风产线的实际问题”。学生想创业？先保住毕业要紧。

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已经被“应试化”彻底侵蚀。创业大赛成了“第二轮高考”，商业计划书成了“八股文”，孵化项目成了“材料工程”。学生不关心真实用户，只关心评委喜好；不关心技术壁垒，只关心PPT美化；不关心商业模式，只关心证书奖杯。这种“空心化”的教育，如何能孕育出“真龙”？

当杭州在培养“解题家”时，我们还在批量生产“做题家”。这，是我们要反思的第一个层面。

二、年尾的闷棍：Manus出走戳破窗户纸

如果说“六小龙”的腾空只是隐隐作痛，那么Manus的出走，则是年尾结结实实的一记耳光。

Manus，这个被武汉媒体捧为“中国AI新星”的多智能体团队，在2025年中悄无声息地迁往新加坡。没有官宣，没有告别，只在工商信息变更里留下了“经营地址迁移”的冰冷记录。

与此同时，我们辅导的一个生物医药博士团队，技术国际领先，已经拿到了协和医院的临床合作意向。可他们在租厂房时，被卡了足足三个月——消防、环保、安监，每个部门都要“研究研究”。最后，这个团队也迁往了苏州。

这就是我们的创业环境：看似透明敞亮，实则脆弱易碎；看似大门敞开，实则处处是“玻璃门”“弹簧门”。

杭州对创业者的宽容，体现在“制度创新为科技开道”——全国首个元宇宙政务大厅、“安心宝”制度降低企业研发风险。而在武汉，创业者经常要为某个事项，在政务中心跑断腿。最后，“某个章子没盖对”会成为“再来一次”的重要理由。

更可怕的是我们对失败的零容忍、甚至是对创业的零容忍。在这座城市，不考公、考编的年轻人基本上是另类，在同学、老师、和家长的眼中往往不是特别优秀或者正面的形象。如果选择创业“恰巧”又失败了，得到的往往是“不听老人言”般的喋喋训斥。

杭州有“失败再创业”专项扶持，武汉呢？一个创业者如果失败一次，就会被贴上“不靠谱”的标签，再难获得任何支持。

不宽容的环境，只能留下投机者，逼走实干家。这，是我们要反思的第二个层面。

三、政策的流沙：看似扶持有时添乱

近些年出台的创业政策，数量之多、文件之厚，实属罕见。可这些政策就像“流沙”，看着厚重，踩上去却陷人。

一个做智能体的创业团队，为了拿到10万元无偿资助，他们整整准备了2个月材料，从商业计划书到社保缴纳证明，从财务报表到“创新点说明”，事无巨细。最后因为“社保缴纳未满6个月”被刷下。可他们的项目——多智能体系统，已经服务了5000多名用户。

移师在深圳，落地三个月，就通过“深创赛”拿到了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没有繁琐的材料，没有漫长的审批，只有“技术路演+现场尽调”，一周到账。

这就是差距：我们的政策是“管理思维”，人家的政策是“服务思维”；我们的政策是“撒胡椒面”，人家的政策是“精准滴灌”。

更要命的是政策的“运动式”特征。领导号召“全民AI”，所有创业扶持向AI项目倾斜。我一个做工业机器人视觉检测的团队，去年还是“智能制造”重点对象，今年就因“不属于AI核心赛道”而被边缘化。

这种“翻烧饼”式的政策调整，让创业者无所适从。有团队跟我吐槽：“高老师，我们在武汉，永远在追政策的尾巴。政策追不上，我们就得饿死。”

政策的不连续、不确定，让创业者像踩在流沙上，永远无法安心筑基。我们每年撒出去几千万扶持资金，可有多少是用于搭建“场景”的？一个做智能康复设备的项目，技术很牛，可武汉没有一家医院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政府宁可给钱，也不愿意出面协调资源、开放场景。结果就是：钱拿了，技术还在实验室里睡大觉。

重“输血”轻“造血”，重“管理”轻“服务”，重“短期”轻“长期”。这，是我们要反思的第三个层面。

四、服务机构的短视：捧着金碗要饭的“二房东”

这是最让我痛心的一点。前面提及的某个项目在武汉时，住在一个“国家级众创空间”。一年到头，除了收租和搞几场“领导视察”的路演，没得到任何实质性帮助。可到了深圳，三个月内，他们就通过孵化器对接了华为、腾讯的产业生态，拿到了demo订单。

我们的创业服务机构，90%是“二房东”思维。他们关心的是出租率、是活动场次、是媒体报道，而不是项目成长。一个“国家级众创空间”，一年搞100场活动，99场是“领导视察”和“政策宣讲”，只有1场是“投融资对接”。可这场对接会上，来的投资机构全是“政府引导基金”的代表，开口就问“你们能带动多少就业”“能不能申报高企”。

还有不少投资人，其实不过是想做一下融资中介。光鲜亮丽的包装之下，是瞅准机会收割的心态。

这种短视，本质上是“捧着金碗要饭”。武汉有90多所高校、130万大学生、50多个国家实验室，光电、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的产业基础在全国都排得上号。可我们的服务机构，坐拥这些“金矿”，却只想着怎么从创业者身上薅羊毛，而不是帮他们挖矿增值。

我们的投资机构，90%是政府引导基金的“影子”，他们看的是政绩，不是产业；要的是短期退出，不是长期陪伴。一个硬科技项目，研发周期至少3-5年，可武汉的基金恨不得3年就要DPI回正。这种短视，逼得创业者要么放弃核心技术去做“来钱快”的项目外包，要么远走他乡寻找“有耐心”的资本。

我们不是园丁，我们是割韭菜的。当服务机构只关心“今年孵化了几家企业”“带动了多少就业”，而不关心“这些企业三年后还在不在”“有没有成长为独角兽”时，我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我们要反思的第四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