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是现代哲学的重要基石。在维特根斯坦之后，人们想要严肃认真地探讨哲学，就必然无法绕开语言学。
有了语言学的基础概念之后，一些传统哲学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有清晰的认知。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曾让我们觉得震撼，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我思”显然是我自己的主观体验，而非从客观上可靠地证明我真的在思考；所以，以一个主观体验上的“我思”作为逻辑基础，试图推演出“我”作为一个实体在客观上是真实存在的，这显然是巨大的、不可解决的逻辑漏洞。
物理学家费曼提出的费曼学习法，其本质也是对维特根斯坦思想，或者说对语言学的完美运用：只有使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逻辑自洽地重新描述和解释我们所学习的知识，我们才能基于外部世界的反馈，客观地证明我们真的完全理解、完全学会了我们所学习的知识。
但有趣的是，事实上我们无法在现实中完全逻辑严密地运用费曼学习法：在 A 运用费曼学习法向 A' 讲解自己学习的知识时，A' 若要向 A 可靠地反馈自己真的理解了，他就必须同样运用费曼学习法向 A'' 讲解，对 A'' 来说也依然如此。这必将形成一个永远无法停止的无限递归结构，导致没有人能可靠地确认自己真的学会了知识。
这个问题的荒谬性让我在浴室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完以后我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哲学上无限的精确性与现实可行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提醒我们在应用哲学思想时，必须关注现实可行性，为那些必要的参数设定合理的现实精度范围，避免这种无限递归或者逻辑矛盾。
应用哲学思想时关注现实中的可行性，本质上与应用数学和物理方法时关注现实可行性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精确地应用勾股定理、圆周率和质能方程，但我们可以基于严密的理论，在工程可行、成本可控的基础上尽可能追求高精度的实现，即便永远无法完美实现“最精确”。
不顾现实可行性去无限追求思想在哲学和逻辑上的精确度，不仅可能导致荒诞可笑的结果，甚至可能导致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进而形成邪恶。马克思和口口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现实世界的例子：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口口就因深陷内部的政治纯洁性斗争，形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以及口口被迫在政治经济上分别进行集体领导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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