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华威大学教授：为什么我不再劝学生读博和做学术了？-AI Express News

{第158期}

编辑/禹莹

校订/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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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认为大学老师是一个理想的、“铁饭碗”的中产阶级职业，甚至还有寒暑假休息、不用坐班和收入不错，那你最好早点清醒一下。

只要你看看现在大学老师压力太大、劳累过度、考核太严导致的自杀或过早离世的新闻，你就更要清醒一点：不要轻易读博、不要轻易选择学术这条道路。

但是反过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对大学老师总抱着“理想/休闲的铁饭碗”的想象？这可能是我们身边的、老一辈的教授确实是这么轻松过来的。下面，华威大学退休教授Lincoln Allison将真诚与你分享，他们当年读博和拿教职到底是什么样、和今天有什么不同、以及这种差异对你现在做职业选择有什么影响。

*华威大学Lincoln Allison教授

01.

大学老师，曾经是个“理想职业”

2018年6月，卡迪夫大学的一位讲师马尔科姆·安德森自杀了。这个名字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当我1969年在华威大学开始做讲师时，我的一位同事也叫这个名字。这是一场令人悲伤的事件，但人们总能接受——抑郁症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真正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社会对它的讨论方式：大学讲师们承受着巨大且几乎无法忍受的压力。

与此同时，我也被要求对一些调查结果发表评论，这些结果显示英国学生对大学提供的教育质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不满。于是我们似乎陷入了最糟糕的世界：疲惫不堪的“生产者”，和不快乐的“消费者”。

这似乎完全背离了我在22岁时选择的那个职业。当时我认为这世上没有比它更愉快的工作了，而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它也确实不负所望。奇妙的是，我在正式上岗前就意外“升职”了：本来任命我是助理讲师，但等我度假回来，这个职位已经被取消，我们全都变成了正式讲师。

工资倒不算高，换算成今天大约只有2.4万英镑。但学校给我在校园里提供了一套免费的公寓，条件只是承担一些极小的生活指导责任，而学术任务也很轻，只要求我开设一门自己感兴趣的新课程。我选的题目是“环境政治”。在轻松的工作量和每年24周的教学周期下，这门课很快就办起来了。

*图源：Google

我记得第一批只有七个学生。他们真是可爱：和后来几代学生相比，他们既没有债务，又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很自信，而且对课程本身比对我给的分数更感兴趣。上课的出勤率甚至超过100%，因为常有别的学生跑来旁听。课堂上政治观点多元，但我从未担心过“冒犯”任何人——这是当今学者时刻挂在心头的问题，而在当时根本没有人会想到。

很快，这门课程就变成了几篇文章，而在我25岁时，已经出版了一本书。我本以为这本书早该过时，但即使在2024年，我仍能收到一笔版税，足够请两个人吃顿像样的饭。其实最让我感到压力的，反而是出书之后还得继续写新讲义。还有比这更令人满足的工作吗？难怪我妻子——一位退休的中学校长——常笑称：“他这辈子就没干过一天真正的活儿。”

02.

谁毁了大学？

然而，55年后的今天，我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年龄拿到这份工作；即便有人给，我也不会接受。

如果我现在想当学者，首先必须完成博士学位——说白了，就是一本只有导师和两位答辩委员会读的书。接下来，我要做助教，教授的课程通常和我兴趣不大，内容由上级决定，而上级又被国际留学生市场左右，因为大学极度依赖他们的学费。我能接触到的班级规模起码是25人，而其中不少人根本不会来上课。就算我最终拿到一个有点稳定性和自主性的职位，那也要等到32岁，而不是22岁。

*图源：Google

难怪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劝说优秀学生留在大学走学术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像我所在的这种名校里，“高等学位”成了一种悲哀的笑话：本科生层层筛选，真的很优秀；而硕士和博士生要么是交学费的海外生，要么是从不那么知名的学校“升迁”过来的，教学中往往充满补习成分。

那么，我们是怎么把一个本来辉煌的职业，以及我们自豪地认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搞得如此糟糕的呢？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也有几个关键节点。大背景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规模大幅扩张，资金主要来自学生自己。这意味着学位的含金量大大降低，教学和学习的环境也不再亲密。无论我们多么遗憾，这就像社交媒体的出现一样，不可能逆转。

还有一些糟糕的政策决定。其中最坏的，原本是一个好主意。上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如果英国要在物理学等领域保持顶尖水平，就必须集中资源在大约四个系里，让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条件。于是出现了“科研选择性评估”（Research Selectivity Exercise）。但后来，这被扩大成涵盖所有学科的“科研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其实，神学家和文学史学者并不需要集中，而且他们如果有想法，也不需要额外的激励去发表。学者们自会互相评价彼此的成果，但让其中一部分人代表国家“官方”地去评判，简直是最糟的主意之一。结果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大家拼命做出一些没人会看、也毫无用处的“研究”——这简直是学术生产的“苏联化”。

*图源：Google

更糟的是，它改变了学术文化：同事关系被官僚式的管理霸凌取代。最糟糕的则是：教学被严重贬低。我第一次冒出“不想再当学者”的念头，就是听到同事们讨论：为了让研究得到所谓优先权，我们是否要把班级人数翻倍，或者改成隔周上课。

03.

如何破解大学困境

要改善大学如今的糟糕表现，其中一个办法是：让科研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誉）成为足够的激励，而不是强制量化考核。其次，我们必须调整学术职业路径。

今天的人们简直无法想象，我22岁就拿到了几乎是终身制的职位。

我是怎么得到的呢？很简单：我满足了两个条件——一是我有一等学位；二是我已经有一年的教学经验（我之前在牛津大学学院被邀请带政治辅导课）。算下来，当时只有0.16%的人口同龄人能拿到一等学位，而现在这个数字接近16%，翻了一百倍。优秀学生直通学术的“捷径”被彻底抹掉了，主要是因为学位通胀。

一个替代方案是：由国家设立一个高等教育考试机构，对不同学科进行更广泛的测试，而不是狭窄的模块化考核。这些考试是自愿的，而且大多数人都会失败——但这才是关键所在。

本文经编辑版本发表于《每日电讯报》，2024年11月。

翻译来源：https://www.lincolnallison.com/heaven-and-hell-in-aca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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